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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领导人与保密】关于保密工作,邓小平同志都说了啥?
发布日期:2016-08-24

  “保密委员会要搞个班子,找十几、二十个政治可靠、懂得科学技术的干部,天天检查找岔子”。——邓小平

  

    亲自部署八七会议保密工作,为保密改名“邓小平”

  1927年7月15日,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召开“分共”会议,公开同中国共产党决裂,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斗争。面对急剧恶化的形势,中共中央决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(即八七会议)以挽救革命,挽救党。那时,年仅23岁的邓小平用的还是自己的原名:邓先

  贤,学名邓希贤。1927年6、7月间,年轻的邓希贤开始负责我党中央秘书的工作,主要管理中央文件、交通、机要等事务,并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做记录。在党的八七会议期间,为了适应保密工作的需要,他把名字改为邓小平。

  为了使会议秘密、安全、顺利地进行,邓小平作为工作人员,带着小行李卷儿最早进入会场,最后一个离开。会议只开了一天,但他却为此整整忙碌了六天。

 

  为机要保密工作题词

  1949年底至1952年7月,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、西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、西南军区政委等职务,他和刘伯承、贺龙等负责领导西南地区建设。

  1950年7月14日,他为西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编印的《机要工作》创刊号题词:“今天的环境比过去更为复杂,保护我们的机密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重要。革命的胜利,很容易产生麻痹和疏忽,这就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,故应引起一切负责同志和机要干部的警惕。”

  综合《保密工作》1997年第10期《邓小平与八七会议的保密工作》、2004年第9期《邓小平西南局书记任上讲保密》整理

 

  邓小平同志论保密工作

  无论各党派、政府各部门、群众团体,都有它一定的秘密性。国家各方面的工作都要通过计划去做,消息传播了出去,言者无意,听者就有意,这是非常危险的。

  有些事我们认为无关紧要,但被敌人知道后就有用,如我们的财经数字,工业建设计划等,被敌人知道了,就可以估计我们的力量,了解我们的重点,从而进行破坏。

  《要重视保守国家机密》(1950年10月18日),《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》,第257页。

 

  保密问题必须成为国家一个重要的法律。过去中央颁布一个保守国家机密的指示,政府各部门、各党派、军民等都要进行教育,各部门首长对于这个问题尤应经常关注。

  毛主席、周总理说,对于泄漏国家机密的处分,比其他法律要严厉。严格说起来,泄密不管自觉不自觉,都等于叛国行为。因为我们没有保密习惯,要进行教育。过去在解放区,洋人、帝国主义的间谍很不容易进来,结果,有的同志保密习惯很差,所以现在要进行教育。周总理特别说,各部门要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注意,比如每一个消息应该有一个范围,这样消息走漏以后,就要去找这个范围的人,如果没有范围就无法追究。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出一套办法,包括人事问题,各部门对于工作人员要经常审查,哪些人是有保证的,哪些人是值得注意的。

  《要重视保守国家机密》(1950年10月18日),《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》,第258页。

  

    我们现在有东西要保,也一定要保住。不仅尖端的要保住,发明创造也要保住。现在刊物泄密很严重,主要是科学技术刊物。

  今后要负责人审稿。关于对外资料的保密问题,三条原则:

  (一)人家的我们要,为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,理直气壮地要。别人要我们的,也给,但只能走前门,不能走后门。

  (二)不要指望别人,要自力更生。

  (三)不论别人给的还是自己的都要保密。

 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(1960年5月5日),《邓小平年谱(1904—1974)》(下),第1546页。

 

  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前,我们党的、国家的机密保守得比较好,很少泄露出去。现在有些干部的子女可以随便看机密文件,出去随意扩散,个别的甚至向外国人卖情报,送情报。这是我们现在许多事情保不了密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  顺便说一下,我们现行的有些做法非改不行。过去规定,机密文件不能出办公室,保密员带文件出差要两个人同行,不能一个人出去。现在却有人把机密文件随便放在自己皮包里,随便带到什么地方去。文件个人保管,喜欢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,这样不行!应该有章程嘛。

  《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》(1979年11月2日),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二卷,第219页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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